米勒《土豆种植者》
伏尔泰最有名的哲理故事《老实人》（Candide）的结尾有一句看上去非常简单的话：“Il faut cultiver notre jardin”，英语中被对应译为“We must cultivate our garden”，中文常译为“要耕种我们的园地”。很多人将这句话理解为向往回归田园生活或者是要管理好自己的事情。实际上，伏尔泰的名言别有深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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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尔泰以主人公的人名为书名，“Candide”这个单词在法语中是天真、老实、淳朴的意思，音译为“赣第德”。他由舅舅抚养长大，这位男爵拥有一座漂亮的城堡庄园。赣第德一直信奉家庭教师邦葛罗斯所宣扬的乐观主义，深信他所生活的城堡就是人间天堂，觉得世上一切都是最美好的安排。他和表妹居内贡青梅竹马，两个人互生好感。有一天，赣第德吻了表妹的手，被舅舅逐出了家门，他便从天堂坠入了炼狱，一路上身不由己，浪迹天涯，遭遇各种天灾人祸，不仅挨打被抢，遭受牢狱之灾，而且被卷入战争，还失手杀人，又险些被宗教裁判所活活烧死，所幸的是他多次死里逃生。从德国到荷兰，从西欧到南美，赣第德一直流浪到土耳其的君士坦丁堡，在漫长的旅途中，到处可见惨无人道的烧杀劫掠，他一路所遇之人也是各自遭遇种种不幸。赣第德在途中结识另一位哲学家玛丁，这位悲观主义者告诉他，世上处处是恶，无善可言。天真的赣第德在经历和见证了各种悲惨遭遇之后，不得不去重新观察世象，思考人生。
最后，赣第德与失散又聚、相聚又散的亲友和老师们在东方世界的君士坦丁堡团圆，他找到了心心念念的居内贡，这位大家闺秀也经历了很多磨难，早已失去花容月貌。这群人分得一小块可能连他们自己也看不上的荒芜田地，并不是诗情画意的田园，他们无所着落，怨天尤人，要么争论不休，要么厌倦烦忧：“邦葛罗斯因为不能在德国什么大学里一露锋芒，苦闷不堪。玛丁认定一个人到处都是受罪，也就耐着性子。老实人，玛丁，邦葛罗斯，偶尔谈玄说理，讨论讨论道德问题。（……）不辩论的时候，大家就厌烦得要死。”他们生活不易，苦闷于找不到出路：
玛丁下了断语，说人天生只有两条路：不是在忧急骚动中讨生活，便是在烦闷无聊中挨日子。老实人不同意这话，但提不出别的主张。邦葛罗斯承认自己一生苦不堪言；可是一朝说过了世界上样样十全十美，只能一口咬定，坚持到底，虽则骨子里完全不信。（傅雷译）
在迷茫之中，老实人和老师们去拜访一位修道士，请教他在“满目疮痍到处都是灾祸”的世上怎么过活，修道士只是说“福也罢，祸也罢，有什么关系？”并不屑于与他们理论。师生一行又路遇一位土耳其老人，老人家与儿女生活美满，于是问土耳其人：“想必你有一大块良田美产了？”土耳其人回答：“我只有二十阿尔邦地；我亲自和孩子们耕种；工作可以使我们免除三大害处：烦闷，纵欲，饥寒。”
赣第德发现普通人的劳作生活比身居高位却常常死于非命的王公贵族的生活和结局要好很多，终于学到可以生存下去的人生智慧，那就是不要玄思空谈而是行动实干，因为只有劳作才能使人摆脱烦恼。两位西方的哲学老师也虚心接受了东方智慧，终于发现人生之要务就是劳作。邦葛罗斯反思说：“上帝把人放进伊甸园是叫他当工人，要他工作的；足见人天生不是能清闲度日的。”玛丁回复道：“少废话，咱们工作罢；唯有工作，日子才好过。”最后，他们各司其职，分工协作，形成一个共同劳动和生活的小社会，创造了现实中的一片乐土。
那小团体里的人一致赞成这个好主意，便各人拿出本领来。小小的土地出产很多。居内贡固然奇丑无比，但变成一个做糕饼的能手；巴该德管绣作；老婆子管内衣被褥。连奚罗弗莱也没有闲着，他变成一个很能干的木匠，做人也规矩了。有时邦葛罗斯对老实人说：“在这个十全十美的世界上，所有的事情都是互相关联的；你要不是为了爱居内贡小姐，被人踢着屁股从美丽的宫堡中赶出来，要不是受到异教裁判所的刑罚，要不是徒步跋涉美洲，要不是狠狠地刺了男爵一剑，要不是把美好的黄金国的绵羊一齐丢掉，你就不能在这儿吃花生和糖渍佛手。”老实人道：“说得很妙；可是种咱们的园地要紧。”（傅雷译）
傅雷先生把全书最后一句话翻译得铿锵有力：“种咱们的园地要紧”，充分表达了行动的紧迫性，不过我们可以在此基础上继续斟酌，“咱们还是种地要紧”或许更加符合伏尔泰的本意，因为他有意强调的其实是“种地”这一行动而不是属于“咱们的”园地，法语中表示所属的主有形容词也并不总是需要在中文里对应译出。
《老实人》的中译本在书名中省略了原著的副标题——“论乐观主义”，我们从中可以理解伏尔泰的写作意图，他所抨击的正是18世纪流行的莱布尼茨的乐观主义学说。作品的缘起要从1755年欧洲的一场灾难说起。当年发生于葡萄牙里斯本的大地震造成大约十万人死亡，几乎是全市人口的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这场地震在欧洲引发激烈争议。自古以来，人们总是难免抱怨世上的痛苦、灾难和罪恶。当时的欧洲人被这场史上最严重的地震所震惊，他们也难免产生疑惑：一个号称“全知、全善、全能”的上帝怎么可能容许这样的灾难发生呢？既然如此，要么上帝根本就配不上那个荣誉（因而就不是上帝），要么上帝创造的这个世界非常糟糕，至少是一个“坏的”世界，根本不值得我们去爱。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早年发表了《神义论》（1710），他试图证明，这个世界上发生的一切都是遵循理性的秩序，只要我们从理性的角度来理解和评价，就会发现任何事物（哪怕是人们厌恶和痛恨的那些事物）都有自己的合理性，因为理性的秩序本身是一个完美的整体，所以这个世界必然是一个最好的世界。这种思想在很多人看来与全知全能的上帝的合理安排有所呼应，故而在18世纪的法国有很多信奉者愿意从中寻找对现实苦难的解释，这也正是赣第德的哲学老师邦葛罗斯的思想来源。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反对这种以上帝的安排为最合理秩序的精神安慰。世间善恶一直是伏尔泰所思考的问题，他认为世上有善也有恶，不能盲目乐观也不能绝对悲观，真正的乐观主义是知道恶的存在而依然保持对善的向往和相信行动的力量。他笔下的老实人在尘世历险中终于摒弃盲目乐观主义，抵制了消极的悲观主义，也悬置了善恶辩论，最终以行动寻找生活下去的方式和意义。
《老实人》的结局其实也是伏尔泰晚年生活的缩影。自从《哲学通信》（1734）在法国遭到禁止并被焚烧之后，伏尔泰常常在外省甚至在外国流亡。1758年底，伏尔泰在法国和瑞士边境小城费尔奈定居下来，长达二十年。他在此地勤奋写作，完成了《老实人》等流传后世的杰作，声誉远播，来自英国、德国、法国、俄国、意大利的各方宾客前来拜访，费尔奈这个原来毫无生息的边陲小镇因而变得生机勃勃。《老实人》不只是一个简单的冒险故事或成长小说，而是充分反映了伏尔泰式乐观主义和行动哲学，正如他本人所言：“我为行动而写作。”
作者：车 琳
编辑：谢 娟
责任编辑：舒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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